邵琦

         何曦的画有意思。

         “意思”，是只能领会，而不可言说的东西。心知肚明，自是余味深永；若是分条缕析，那就寡然无味了。何曦画里的这“意思”，在何曦那里是明确的，在看他画的人那里也是明了的，所以，大家都不说了。其实，画本来就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不说的；更何况不说时都明白，一说便暗昧呢？如果说，何曦画里的意思，也就是观者看到的意思，这就有意思了——“我注六经”：心有灵犀；何曦画里的意思，不是观者看到的意思，那就更有意思了——“六经注我”：别有蹊径。所以，对何曦的画，用“有意思”来评说，最恰当；也止于此。

         一幅画的意思如果能被说出来，那么，这画便是图解。图解的好处是直截了当，只是这样的画就了无趣味了。尽管绘画和语言、文字一样都是人们表达的途径，但是，只有在各自不可被替代的时候，其本然的存在意义才能凸显。这也就是说：绘画的本然意义在于：文字、语言无法替代的地方；同样，文字和语言的本然意义也在于：绘画无法替代的地方。所以，可以领会而难以言说，便是绘画之为绘画的根本。何曦不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严格地遵循了这一点。这也就是说，何曦在创作之际，就已经阻断了人们那种“一语道破”的企图与可能。如果一定要说出何曦的画面上的那份意思，那么，必是要拐几个弯才行；而拐了几个弯以后说出来的那个“意思”，究竟是谁的意思？这恐怕只有说的人知道了。让你一眼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让你一语便道破他的意思，何曦的狡黠使得观者在他的画面前深切地体会一番“茶壶里的饺子”式的尴尬。不过，正是这一让人尴尬的境地，我们见识了何曦的智慧，也看到了绘画的根本。基于此，我不想、其实也是不能解释何曦画面意思的原因就是：知道他一开始就已经阻断了我的这种企图与可能。可以想象：如果我一味颟顸强行说解的话，何曦定然是摆出一副讷讷的样子说：“我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作品说清楚过。”

         画到看得清而说不清的地步，画的魅力就来了。一幅画能抓住人，并而让人欲言无语，虽不免让人有些许尴尬，但更多的却是让人喜欢。这就艺术了。

         意思，固然不能说，但是，手段却是不妨一论的。何曦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恰当”。“不恰当”在艺术中是常用的手段，也是有用的手段。“不恰当”意味着：有矛盾、或者是有冲突。矛盾、冲突，在戏剧、小说中，是营造剧情高潮的必需；因而，可以说是艺术手段中最经典、最有效，也是最常用的。只是这“不恰当”，要置入恰当的场景中，方能释放出其“不恰当”的戏剧效果。这“恰当”与“不恰当”之间关联的是画家的智慧。

         “不恰当”是相对“恰当”而言的，因此，弄清楚了那些“恰当”的，那么何曦制造的那些“不恰当”也就不言自明了。所谓“恰当”，指的是何曦娴熟而规范的技法。何曦的画面不繁复，但是，涉及的题材却十分繁杂。从翎毛到走兽，从花竹到灵石，从树木到山水，从陆地到海洋，从电灯到玻璃，从直升机到航空母舰……画什么像什么，画什么是什么，显出的是画家的造型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是画家娴熟的基本功。有了扎实而深厚的功力，也就有了洗练画面条件——这就是精准的笔墨和清雅的色彩。此外，从《狐悲》对毛色的梳理，到《二手倪云林》中树木的表现，中国画传统程式在何曦这里大有随手拈来的便利。这种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何曦对既有规范的沉潜和拥有。技巧是绘画之本，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从传统中陶冶而来的，图式只是表层，笔墨才是内里。何曦在绘画上的丰赡和阔绰，端赖的就是这中规中矩，有根有源的笔墨。于是，前人不见的火烈鸟、热带鱼，现代才有的玻璃、军舰之类，统统可以见之笔端，形于画面。如果愿意，那么相信何曦还能“创新”出更多的手法，并以此扩张他的绘画题材。

         我相信何曦一直以来很关注技巧，这是明摆在那里的；我也相信很多人会为何曦的技巧喝彩，这也是明摆在那里的；因为技巧能揭除遮蔽，将意思拖入到敞亮之中。何曦的画之所以有意思，根本的就是因为有了这揭除那些意思之上的遮蔽的手段和将那些意思拖进敞亮的力量。

         弄清楚了这些“恰当”之后，那些“不恰当”便有了解读的门径。

         其实，何曦已经坦白了他的“不恰当”是如何来的——这就是“联想”。所谓“联想”就是：因眼前对象而引起的与之有关的想象。这也就是说，画面上的形象只是一个指示，而不是目标。亦即画面上的形象只是“意思”的一种指向：指向着“意思”的所在，但绝不是“意思”本身所在。就像在陌生地旅游一样，任何指示上的差之毫厘，都将在目的地上谬以千里；所以，指示必须是明确的、准确的。何曦坚持采用工整的描绘技法，大抵就是为了这明确和精确；而何曦越是不厌其烦，他的指示也就越是精准；而观者也就越是能展开与之相关的思想。揭开了这一层，也就踏入了解读何曦的门径——这门径便是：会意。

         何曦的所有“不恰当”，都是恰当地运用了会意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会意，是“六书“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定义：“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也就是说，会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构成的一个新字，这个新字的意思，既不是原来的独体字固有的，也不是原来的独体字的意思的叠加，而是通过对作为新字的构字成分——原有独体字的意思的“交会”而产生的新的意思。在组合方式上多种多样，交叉错综。因此，在造字方法中，“会意”不仅弥补了“象形”、“指事”的局限，而且更具明显的优越性：由于会意字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的会合，所以可以表示许多抽象的、用象形或指事的方法难以表示的意义，亦即能够表达抽象和复杂的意思。譬如：“止戈为武”。“止”是脚的意思，“戈”是一种兵器，这两个独体字交会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字。这一交会构成的虽说也是一个字，但这个新字的意思，既不是一只脚的意思，也不是一件兵器的意思，它表达的是另一个新的意思。这新的意思的理解显然不是将“止”和“戈”叠加起来就可以的，而是要通过对其领会之后，才能获得的。这领会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联想：一个由“止”和“戈”组成的场景：一件下面长了脚的兵器。这场景无疑和卡通漫画类似。一件兵器长了脚，意味着这件兵器就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这件自己舞动着的兵器，对其周边的人来说自然就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因此，“武”的意思，是人们通过对“止”“戈”构成的关系的领会而获得的。

         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止”和“戈”是没有关系的，“戈”不会长脚，“止”也不会在“戈”上长出来；相反，如果“戈”长了脚，或者“止”长在戈上，那么，就是反常的现象——不恰当的呈现。事实上，正是这类“不恰当”的关系的建立，才使得“武”所指的那层复杂的抽象意思得以如此形象而生动地体现在人们的认识中。作为中国古老的造字方法，会意体现的是最为独特的中国智慧。

         会意，作为一种方法，完美地体现在造字上；会意，作为一种智慧，巧妙地再现在何曦的作品中。因此，用会意的方法来解读何曦的作品，我们也就获得了无往不成的捷径。譬如《二手倪云林》：那棵树是完整的倪云林画上的树，那些缠绕的绳子是园林工人移植树木时通常采用的方式；但是，当这两种事物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意思肯定不是说倪云林，也肯定不是说树木移植。因为倪云林画上的树是不可能被移植的；园林工人也无法把倪云林画的树用绳子缠绕起来。于是，我们知道：倪云林画的树和缠绕的绳子，其实就是“止”和“戈”，而何曦要表达的意思是“武”。再如《海洋世界之（五）》画面上那游动的着的海豚和鱼，远处海面上游弋的航空母舰和武装直升机以及那透明的玻璃围合，这些形象的组合，一如将“止”和“戈”放在一起，都是有意思的。至于这意思是何曦的，还是观者的，此刻已经无关宏旨了，因为，我们只要知道有意思就好了。

         何曦的画有意思。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而这意思是什么，则是我们决然无法肯定的。无法肯定，是因为我们相信何曦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得清楚，何曦就不用画了，直接说就是了；反之，正是因为说不清楚，才要画出来；并且，不惜工本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刻肖逼真地画出来。唯有如此，何曦才能把他的意思放进去，也唯有如此，观者才会更加明晰何曦画面上的那个意思。我想这也是何曦的意思。尽管何曦的这点意思，让我们不无尴尬，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意思——假如我们把何曦的画说得头头是道，那么，何曦定然是一头雾水；相反，假如何曦把他的画说得条理分明，那么，我们一定会视而非见。

         倘若我们也“不恰当”地问何曦：“你的那个意思和我的这个意思，大家意思意思的意思是——游过来游过去？捆着我绑着你？看得见你看不见我？”何曦会回答说就是这个意思吗？

         清清楚楚的画面，明明白白的意思，就是说不清、道不得。这是何曦的狡黠？还是中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