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徐颖

       记者：走进你画室时，发现墙上挂满了棒球帽，很有视觉震撼。这面奇特的“帽子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何曦：呵呵，就是喜欢。

       记者：创作时，你通常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何曦：有点像车间里的工人，在我作画的那面墙前，一站就是数小时不停地劳动。当然，必定要有音乐陪伴，最好是咏叹调，女高音。

       记者：你个人在艺术上的改变，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何曦：中国美院教学注重临摹，读到大三时，我已经学谁像谁了，画任伯年，画吴昌硕，画齐白石，画潘天寿都已像模像样了。可我那时已觉得这么画下去没意思，画里没自己，就是有自己的笔墨语言，那也不是在说自己，一石二鸟三朵花的传统花鸟画模式开始让我厌倦。艺术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应该注重你对事物的深刻认识与独特表达。在大三结束那年，我画了一组《蝌蚪的故事》，以表现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压力；接下来就是我的毕业创作《岸边的公路》和《西部》。从此以后，我就借花鸟画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关怀。这一改变，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

       记者：在艺术市场没有起来之前，你是否经历了很长一段寂寞期？如今回头看，这种寂寞对艺术家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何曦：画画能给我带来无比的快乐，小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几乎全用在了买美术用品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哪有市场啊，画出一张满意的，自己陶醉一番，被人夸一番，就很满足了。这样的状态哪会生出寂寞来？当然，从确立自己的绘画风格以来，这一路默默前行，独往独来，是有些孤独，可我很享受这份孤独，怕的就是热闹，热闹中会没了自己。现在市场起来了，可我没把卖得好当做艺术成功的标志，对我来说，被人说声‘何曦画得不错’，远比被说‘何曦画卖得好’要高兴！

       记者：还记得你卖出第一张画时的情景么？什么价格？当时是否让你感到很兴奋？

       何曦：记得大二那年，电影《谁是第三者》的女主角来我们班体验生活，跟我学了一周的花鸟画。然后摄制组让我画两幅花鸟画作为片中道具，一幅被用作女主角在画上假模假样地比划，另一幅由女主角拿去到老画家那里讨教。摄制组给了我25元稿酬，画由剧组收藏。这就是我第一次卖画经历。兴奋吗？没印象了。不过当时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是每月18元，这25元可以买回一大叠书或是100张红星宣了。

       记者：当一个画家在创作时，如果感觉到市场在后面催着你，你还能保持一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么？

       何曦：我没感觉市场在催我，我不跟着市场走。我只按自己的节奏，有感觉了画一张，又有感觉了再画一张，从不批量生产。市场喜欢漂亮、喜欢丰富、喜欢满满当当，可我越画越纯净，越来越单纯。我想，我还是能保持一种纯粹的创作状态的。

       记者：当越来越多的画家忙于赚取各种快钱时，对你有影响么？

       何曦：现在确实有不少画家被市场所左右，我为一些好画家的沦落感到可惜。有些画家以前一张画要画几个月，但被市场催着，如今他们一天可以画几张。因为买家等着，粗制滥造的作品就多了。我觉得一件作品如果不是认真对待，就拿出去卖掉，就像一个人没有穿戴好，蓬头垢面地出门一样。这是画家对自己的不尊重，也是对藏家的不尊重。我也不参加笔会，画画是很个人的事，怎么可以当众表演呢，而且我也不希望钱来得如此容易。

       记者：如今市场那么好，你却希望自己每一张作品都不重复。怎么才可以做得到？

       何曦：保持一个好心态很重要，画画不为卖钱，我对自己要求很高，一件件作品不重复地认真去做，才对得起自己，才对得起我的藏家；像流水作业那种做法，我觉得是可耻的。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国画是一种传统艺术，很难表达现代人的内心和情感，你却用传统的笔墨，画出现代人的状态。你是怎么做到的？

       何曦：难吗？我没觉得难。大三那年的脱胎换骨之后，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了，画画就成了我表达自己情感和内心最有效的媒介了。我不刻意与众不同，不刻意求新求变，只是按自己的作画方式，用最单纯的笔墨语言，表达我作为现代人最当下的生活状态和最自我的生活感受，我用的还是所学到的那些笔墨技法，只是摒弃了传统花鸟画中的程式化表现。这样就让自己在营造画面时更加自在，表达更加充分。

       记者：如何赋予中国画以当代精神？这是新时期国画家的一个重要使命。你在这方面，有怎样的努力和思索？

       何曦：呵呵，这话听上去像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努力，只是想把画画得更好些，表达更充分些，跟历史上我崇敬的大师们的水准更接近些。如果能像倪瓒那样画出苍凉、朱耷那样画得孤傲，也许就能赋予一些个当代精神。

       记者：你的绳索系列和海洋系列，分别表达了你什么样的感受？绳索很束缚，海里的鱼悲惨地游在鱼缸里，还有永远也找不到泥土的蜻蜓，等等。这些画面背后，你希望述说什么？

       何曦：作为画家应该让作品说话。如果作品本身不能说话，那我费再多的口舌，写再多的文字也枉然。我解释得越多，你从画里感受到的东西就越少。你读到了绳索是一种束缚，鱼在鱼缸里是一种悲惨，那就很有意思了，至于这意思是不是跟我的意思相一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这些画有意思。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你有焦虑么？这个焦虑是什么？

       何曦：在我的作品中随处都能找到焦虑的痕迹，从《狐悲》到《1937我的家》再到《陌生》，更不用说《捆着你绑着我》、《看得见你看不见我》、《不恰当的联想》了，这种焦虑源自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我的作品把我的这些焦虑交代得明明白白。

       记者：在这个流行快的时代，你的创作是快的还是慢的？

       何曦：快慢是相对的，作画不重复，就要用大量的时间去感受去思考去构思去营造。没有固定的程式可以套用，就得去摸索新方法，不断尝试。所以我出作品很慢。

       记者：画家之间会互相攀比么？

       何曦：比什么？房子、车子、票子吗？我不会。和前辈画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已经幸福太多了。陆俨少当年郁郁不得志，却是他画得最好的时候，那时，他的年龄跟我现在差不多。我要比的是，我跟这些大师的距离有多大，在生活上，我很满足了。

       记者：你认为，一个画家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他和外界应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

       何曦：给我充足的时间，自由安静地画画，其他交给我的画廊打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两年前，我曾在韩国一禅院住了一个晚上，3平方米的房间，没有床，没有桌椅，只有一张榻榻米。在那个场合中，我感受到了一种简单的力量。真的是够了。那样一个环境里，什么欲望都可以不要，却很自在舒服。我想，我所要的精神生活与此非常接近。

       记者：你曾经说过，画卖得太好才要警惕。你时时这样提醒自己么？怎样让自己放慢脚步？

       何曦：我在画画中找到乐趣。我的生活很简单，能过得去就行。我的画应该是小众的，希望买我画的是真正喜欢我作品的藏家，而不是只冲着我的名字，连作品都不曾打开囤积在手的投资客。我不用提醒自己，我画本来就不快，时常是画得没感觉了，自然就会停下，然后看书、摄影，与好朋友喝茶聊天。

       记者：艺术市场的红火，让很多画家过上了好日子，可是反映在艺术上，画的内容却越来越空洞了。你对此怎么看？

       何曦：如今卖得好的画家很多，但好画家很少，艺术市场很火，但真正懂画的藏家很少。社会浮躁人心趋利，画的内容怎么可能不空洞？在这样情形下，一个画家正确的创作态度才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好画家的好作品才有可能凸显。

       记者：你下一阶段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何曦：为明年的个展做准备。我创作其实没计划，有灵感冲动了，就会投入劳动，把一件件作品做出来。

       记者：最想对买你画的人说什么？

       何曦：谢谢你们喜欢我的画。去原曲画廊，那里有我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