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苓访谈韩巨良

 

彭：巨良，听说春节后你申请辞去学校系主任的行政职务，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韩：主要是身体的原因。我是属于精力不是很旺盛的那种，同时做几件事人会变得很浮躁，只能单一地做某件事，一件一件去完成。任副教授在我们学校一般要求一学年要上400课时，400课时在全国美术院校来看都应该说是挺多的。另外每年150分的科研项目，而绘画在其中算的比重只是小部分，主要还是要求大量地完成学术研究。对于我们搞创作的来说，把思想语言化，转成为一种学术性、逻辑性、理论性的思维并不是很擅长。这两部分其实就是职业的需要。可能对我个人来说，画家这个身份更重要，但这一点恰恰又不是学校考核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不计。所以行政职务就没有精力胜任了。

 

彭：艺术家要有独立精神，在我看到的艺术家中，很令我感动的是，你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被外界所诱惑。对蒸汽机车和那个时代有迷恋的情绪。

韩：其实我的审美观是很保守的古典的类型。比如音乐，我很喜欢交响乐，贝多芬以前的，到贝多芬为止。绘画，我最欣赏的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像米开朗基罗等。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一个很现代的人。可能也是性格决定了这种审美，我对周围除了我爱好的东西都不是很敏感，这也是我不能做领导的一个原因。就是性格中的执着，对喜欢的东西会非常痴迷，但对不感兴趣的东西理都不会理。对接受新的东西也是比较慢，别人看来好像周围对我的影响很小，其实这是性格造成的。这种性格也就造成了我对艺术独特的感知以及长时间的坚持。其实这也是一个缺点。

 

彭：我很欣赏李超评论你的几句话“是十分的自足，一派忧郁的文人之气，一股优雅的唯美之风，萦绕在作品之间。”你能不能谈谈他把你的那种气质在这几句话里是否都说了出来？能否谈谈现实生活里你的父亲韩和平、还有家庭对你的艺术创作的影响。

韩：我觉得这和家庭没有很大的关系。我家不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应该说是与技术相关的家庭。以前我爷爷就在南满铁路（过去叫中东铁路）的高级职员培训所培训出来然后在铁路工作，我姑姑是医生，我爸爸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我觉得不是。我奶奶还能算上一点，是在吉林师范念师范专业的，但也没有做过教师；我外公是搞印刷制版的。总的说来我家还是一个吃技术饭的家庭。李超写我的几句话中的这种印象，我想可能还是和我过去看书和思考有关系，我喜欢阅读，喜欢思考。生活上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过得比较顺。听人说，一个人过得比较顺的话可能办不了大事，人有点挫折会更加坚强的性格。我也赞成这种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观点也比较表面化。有的人可能吃了一辈子苦也没有成功。这不应该是一个教条，“经历”当然是一笔财富，但也不能为了纯粹的经历而去经历，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环境也不一定起决定性影响，还是要具体看一个人的修养和思维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认识的深浅。我在画里可能表现出我的一些潜意识。

    另外，我还是比较欣赏英雄主义。我对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贝多芬的艺术作品就很崇拜。

彭：你选择火车头本身就有一种阳刚的英雄的气质，尤其是蒸汽机这种雄壮的东西在你的画的主体都描绘出来一种崇拜。听说你好像参加了火车头协会？

韩：是蒸汽机车协会，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因为活动都在机车制造厂的所在地，应该属于铁道俱乐部，他们现在组织的活动可能外国人参加得比较多。像山西那边就保留了一些蒸汽机车，还可以开动。

 

彭：李超先生在评价你的作品时提出了“学院派画家的突出优势，逐渐形成了一种实力派力量，展现了有关油画艺术在中国发展的新迹象。巨良的新作，向我们证明了这种实力派艺术的风貌。其中留存的重要价值之一，应是学院派的中国图式。”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韩：因为李超是研究美术史的，总结已经发生过的事。其实学院派和非学院派在国外已经是前一个世纪的事了，甚至有时候学院派是被人批判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官方承认和非官方承认的问题。后来印象派的出现就让人感觉学院派的风格比较僵硬比较死板，但其实学院派就是要在唯美理念下写生创作。这种格式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官方艺术沙龙上有所体现，是写实的，有时也是记实的。但在照相机发明以后，尤其电影发明了以后，绘画这方面的功能就被抢夺过去了。现在要记录一个事件不可能靠绘画了，一般都是摄影。从那以后绘画就走向了一种为绘画而绘画的境地，不是为了解释一个事物而创作。从早期的印象派开始就脱离了绘画描述的目的性。艺术走向现代以后，相对来说画家能够更加自由地创作，就有条件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看来，学院派相对就显得比较落后了。但在我们国家，学院派又是另当别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读书为论，所以学院派在中国反而是一种最正统的最主流的一派，它代表了学术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在我国就是现在搞当代艺术的人也都是学院派出身。一般没有经过大学专业教育的人也形成不了一套成熟的现代观念，所以在中国学院派是代表了一种精英意识。李超应该也是很认同这一点的。学院派讲究的是：基本功要扎实，对色彩、造型、用笔的技法的运用都能把握好。除此以外，要有深厚的个人文化修养。

 

彭：邵琪在他的文章中重点谈到你的“素描式作品或者说设计式的作品”，称为“巨梁号”，标志着你由真趣追求的极致到步入理趣接橥。他觉得你由一种爱好画到最后就成为一种理性的占有。让人强烈感受到一种青春气息，一个大男孩的形象：坚定而无畏。

韩：蒸汽机是出现在人类工业革命中的第一台动力机器，它本身不成熟，用的燃料又是最粗糙的，但又力大无比，很鲁莽。邵琪说的主要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从我的性格方面来说，鲁莽抑或执著。还有一个他上次跟我解释过，是关于素描方面。其实素描就是一种design，也就是设计的意思，大百科全书中design本身也有素描的意思。在古希腊时期，社会的行业分工不象现在这样明确，“素描”和“设计”也没有明确分类，那时直到蒸汽机发明前后，代表人类文明的是艺术和艺术家，现在说起代表人类文明就是科学家，艺术家就自然退位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选择，也可以说艺术和科学是交替发展的。

蒸汽机时代后，如果讲到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首先会想到爱因斯坦，伽利略，牛顿这些人，但不会想到什么艺术家。但在文艺复兴以前，你想到的首先是艺术家，而且那时能证明时代辉煌的就是艺术品。达芬奇他也是又画画，又搞设计又研究生物，医学，又发明机器，成了全能。但现在不可能这样，现在对人的要求是朝深度发展而不是广度发展。

我们知道古希腊很伟大，我们看他的神庙，一方面把他当建筑，一方面把他当艺术，绝美的艺术品。建筑过去就是属于美术，叫美术学。我感觉艺术是从建筑里分化出来的，就好象音乐是从宗教里分化出来的一样。绘画其实也是从宗教里分化出来的，又独立于宗教。

 

彭：最后谈谈你今后的创作

韩：可能毛泽东号还要画一年多，有八、九幅作品。1946年东北的一台蒸汽机车叫毛泽东号。当年日本人走的时候在哈尔滨留了一批火车头下来，有些报废了，有些可用的零件就拼凑到一起用。当时找出一台比较完整的火车，叫天皇型，这是以火车轮子来命名的。前面是一个小轮作为导轮，中间4个是动轮，后面是从轮，这种型号的轮子叫1-4-1。还有一种叫KD型，KD型就是1-4-0，后面没有从轮的。解放以后，我们国家就把天皇型改名为解放型。那时找出的那台就叫解放304号机车，其实是日本人在南满铁路造的。1946年的时候，解放军占领了哈尔滨，为了运送军用物资就修复了这台解放304号火车头。当时的哈尔滨铁路局的军代表就提议用毛泽东来命名。后来一直跟着部队跑，到了关内，毛泽东号就停在丰台机务段，属丰台机务段管。从1947年开始有了第一套毛泽东标准像，这张照片就贴在了火车前。到了50年代，我们国家受苏联影响，开始自己设计制造火车。参照解放型制造出了建设型，有整体式的烟囱。那时候毛泽东号也改造成了流线型。其实也还是解放型，就是外型做了改造。这就是第一次改造。到了50年代后期，又对建设型做了改造，露出后部的发电机，换上了毛泽东第二套标准箱。在60年代的时候又给火车头前面加了两块挡烟板，把毛泽东标准像换成了浮雕，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直到1977年，换成了内燃机车。

    另外还有个朱德号。朱德号比较复杂，整个换成了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前进型，也就是我画的那个《永远的前进型》。

    还有周恩来号，是1978年在上海铁路局命名的。我画的周恩来号还不是第一台，资料还在搜集。

中国就是这么三台是用人名来命名的火车。毛泽东号和朱德号到后来就转为东风号，周恩来号开始是东风3型再转为东风11型内燃机车。

1988年12月，中国最后一台前进型蒸汽机车（QJ7207号）在大同机车厂下线，标志着世界上从此不再制造蒸汽机车，蒸汽机车在中国发展得最完善和极至，从1956年9月试制成功第一台样车始，前进型蒸汽机车在中国共计生产了4714台，是中国生产量最大的一在种主型货运蒸汽机车，它的型号名称几经变化：从开始的“和平”型，代号HP，文化大革命期间改称“反帝”型，到文化大革命后改为“前进”型，代号QJ。它是中国自主开发，自行设计制造的工业产品，当时也代表了新中国在工业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作为技术和造型最完美的蒸汽机车，已成为世界经典名车，全世界的爱好者趋之若鹜，每年到中国来，就为一睹它的风采并能亲自驾驶它。我创作的这幅油画用传统技法表现它的沉寂，每次坐火车旅行，看见铁路上停着的废弃的已到使用年限的蒸汽机车，感伤情绪油然而生，其中就有“前进”型的庞大身影，曾经的辉煌不再来，天空的雄鹰代表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心态。

在下面一年我还有很多机车可以画，等蒸汽机车画完了，最后我还要画出毛泽东号的内燃机车。毛泽东号既是一个火车的变化，也是一个革命时代的变化。